First Try as a Sports Photographer!

Photos taken: 2015-10-03


校队赢得比赛后在庆祝/ Celebrating after Seawolves won the game



距离第二个加时赛结束10秒钟的一粒绝杀/The clutch goal-10 seconds before the game end.

北大无障碍之路还有多远？

原文刊发于北京大学团委机关报《北大青年》 201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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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本科生刘朔岑从二教回到位于35楼的宿舍，需要20分钟。而在之前，这段路她用时只需一半。

今年10月12日，刘朔岑在新生杯棒垒球比赛时不慎右腿骨折。之后，她的活动主要依靠左腿和轮椅进行，行动十分不便。因为受伤，她全方位体验了北大的无障碍设施。

“我每周只下楼三四次”

“在北大，残疾同学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可能还不到千分之一”，北京大学公寓服务中心楼长管理办公室主任段利久介绍说。与此相对，因运动而意外受伤、行动不便的同学大有人在。因而，学校里无障碍设施的人主要使用者是受伤的同学。

与刘朔岑类似，2013年4月中旬，工学院2011级本科生张瀚宇在北京大学生足球乙级联赛的比赛中十字韧带断裂，这使得他在其后的三个月都不能正常行走。

张瀚宇住在勺园四号楼。这栋宿舍楼2011年刚刚翻新，因而无障碍设施配备相对齐全，宿舍楼一层的洗手间里配备了坐便器和扶手。但张瀚宇却从来没有用过。“我不住一楼，下楼上洗手间代价太大。”

由于受伤，张瀚宇膝盖不能弯曲，并且需要时刻注意保护患肢。他不但要避免长时间抬高患肢，而且要减少受力、避免震动。

“有一段时间，我每周只下楼三四次。”张瀚宇说。

因此，要解决去洗手间的问题，张瀚宇只能自备“坐厕椅”。

而在北大，大部分宿舍楼的情况还不及勺园四号楼，没有在洗手间、盥洗室配备无障碍设施及防滑地面。遇到这种情况，腿部受伤的同学只能将半个身子的重量吊在洗手间的水管上，另外一半的重量压在正常的腿上，浑身较劲地慢慢蹲下。

此外，对于下肢受伤的同学而言，受伤期间最难解决的还有上下楼的问题。

在刘朔岑居住的35楼，门口没有设置无障碍坡道，要想进入宿舍楼，她只能从轮椅上站起来，搭着同学的手，跳上四级台阶。35楼内同样没有电梯。从一层到二层的22级台阶，刘朔岑就需要微侧着身，双手撑住楼梯边的扶手，单腿跳上去，期间往往还要休息一两次。对她来说，北大的无障碍设施的完备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这种洗手间一年也用不到一次”

“北大无障碍设施建设一直在进行”，燕园街道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林思会表示。据了解，北大的无障碍设施主要依据三份文件建设。

“2009年，海淀区残联曾颁布过一份无障碍设施的文件，要求各街道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这份文件从2010年开始实施。”林思会介绍说，“但当时的无障碍设施改造主要针对居民区，学校的无障碍建设如宿舍、教学楼等由学校基建工程部负责具体实施。”

而2013年9月份建成的学一、学五、艺园、家园、畅春园、康博思等食堂入口，美好时光咖啡馆入口和燕南园入口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则是依据《北京市海淀区残疾人联合会2013年无障碍设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是燕园街道残疾人联合会为服务居民额外做的项目。

学校内部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原指导规范文件为自2001年起实施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2001）》；2012年后则遵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建筑设施，文件要求在设计图纸时就需将无障碍设施的位置予以标记。

依据规定，新建建筑物主要出入口均需配备无障碍平坡，主要教学楼至少设置一部无障碍电梯，公共厕所至少有一处满足无障碍公厕设计规定。按照规定，北大校内自2001至今的全部新建建筑都设计有无障碍设施，如对外汉语大楼、新传大楼等。

在宿舍方面，据北京大学公寓服务中心的一名主管老师介绍，北京大学宿舍楼无障碍设施主要包括楼外的无障碍通道和楼内较为宽敞的坐便器。然而，除新建宿舍楼按照相关建筑标准配备无障碍设施之外，老宿舍楼并未增设无障碍设施。

设施建设不完善，已经影响了北大无障碍设施发挥其服务功能，而已有无障碍设施疏于管理，则更使无障碍设施的服务能力大打折扣。

在教学区，教学楼内的无障碍洗手间多被占用。内中堆放着清洁用品、各种杂物，甚至还有晾晒衣服的情况出现。

当被问及平时是否会对无障碍洗手间进行维护时，二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保洁阿姨说道，“其实这种洗手间一年也用不到一次。”

而由于无障碍设施鲜有人使用，又进一步导致了维修不及时的状况。这位保洁阿姨提道，有些无障碍设施的坏损情况已经上报很久了，但并未得到及时修复。

类似的，北京大学公寓服务中心的段利久老师也坦言，如果楼内有残疾的同学确实需要用到这些设施，他们就会根据需要安排维护。但是如果楼里没有同学需要用到的话，再进行维护“就有点画蛇添足了”。

此外，学校空间狭小、人口密度大的特点，也影响了无障碍设施的正常使用。例如，虽然学校食堂设有无障碍通道，但由于高峰时段拥挤、地面光滑、就餐位置缺少放置轮椅的特定空间，受伤同学只能对食堂“敬而远之”，选择订外卖或拜托同学带饭解决三餐问题。

燕园如何无障碍？

“如果残疾同学有特殊需求或者意见，公寓服务中心会尽可能满足同学需要。比如调换寝室和卫生间的位置、在浴室安装无障碍坡道等等。”主管老师说。

据了解，公寓服务中心会尽最大可能为受伤同学安排空房间，而调换宿舍的手续也十分简单。受伤同学只需向公寓服务中心出示病假条，公寓服务中心即会开出调换宿舍的批条，携带此批条联系该楼楼长，便可完成宿舍调换。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6级本科生小清（化名）就是一个例子。由于罹患疾病，小清接受了截肢手术。为此，公寓服务中心专门为他安排了一间空宿舍，以方便父母照顾。

除了设施上尽可能满足受伤同学的需要，公寓服务中心还会为受伤同学提供更多人文关怀。

段利久特别提到：“我们还会叮嘱楼长给予受伤同学一些必要的帮助。比如帮助他们进出门还有晒被褥啊，变天了之后去接他们什么的。”

然而，尽管学校制度设置十分人性化，申请调换宿舍的残疾同学或受伤同学并不多。在主管老师任职的两年中，只有不足10人提出过调换宿舍申请。

站在同学的角度而言，可能会担心在新宿舍与其他同学相处不融洽、独自在空房间居住无人照顾生活不便等诸多问题，因此鲜有人提出调换宿舍申请。而即使调换宿舍成功，也未必意味着生活将会完全便利。

以刘朔岑为例，伤势略有好转后，她回到学校住宿。在公寓服务中心的协调下，她的宿舍从原本的2层调整到了1层的空置宿舍中。但即便如此，35楼仍无法提供无障碍洗手间、楼前坡道等设施。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需要沟通各个部门，统一进行规划和安排，事情比较繁琐”，林思会说，“对一些老楼，我们会力促改造，如果学生有需求，我们也会与学校发展规划部、残联等进行沟通，再进行建设。”

36楼垃圾分类试运行

原文刊发于北京大学团委机关报《北大青年》 2014-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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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每天有超过20立方米的垃圾被收集。

20立方米垃圾的去处，是物美超市对面的“垃圾中转站”。在这里，食堂餐厨垃圾转运至硝钠场制成肥料；宿舍垃圾、室外垃圾桶和路面垃圾则由校外垃圾处理中心进一步分类。

只有中转站、不具备垃圾就地资源化能力的北大校园，近日出现了一支“垃圾分类小分队”。

多方配合，迅速启动

4月2日，“垃圾分类小分队”的几名队员来到36楼宿舍，向楼长阐述了他们垃圾分类活动的构想，并且逐个寝室宣传，讲解垃圾分类标准，并发放相关问卷。

随后，36楼开始试行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此次在元培宿舍楼楼开展的垃圾分类活动，由社会学系、城市与环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和北京大学林歌项目组共同开展。活动得到学生宿舍管理服务中心的协助、以及环境卫生中心、可持续发展中心的同意。

林歌主要负责人之一、城市与环境学院2012级本科生于铖浩表示，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以设施齐全的36楼作为试点，探寻寝室楼内垃圾分类的可行性，逐渐树立同学们对生活垃圾进分类意识，为楼管人员分拣垃圾提供方便、减少负担，为校园内垃圾处理过程节约人力物力。”

活动创意则来自社会学系青协。 经过筹划，“垃圾分类小分队”首先在36楼展开试验活动。他们通过宿舍内标示牌、人人网、微信平台宣传，以及派出志愿者到达每个寝室‘刷楼’宣传。

36楼的楼长吴志芳在小分队“刷楼”后，接到了学生宿舍管理服务中心“希望楼长配合‘垃圾分类小分队’的活动”的通知。

目前36楼的六个楼层每层有两个盥洗室、每个盥洗室有三个垃圾桶：红色大垃圾桶一用来收集可回收垃圾废纸（未经污染）、塑料、包好的玻璃、金属和布料等；红色大垃圾桶二用于收集可回收之外的所有其他垃圾，包括有害垃圾，例如化妆品、药片、干电池等；而蓝色小垃圾桶则收集餐厨垃圾、有机物含量高，容易腐烂，需要短时间清理的垃圾。如茶叶渣、剩饭剩菜、汤水饮料、果皮果核。

“垃圾分类小分队”将三个垃圾桶分类并上贴上标识，盥洗室的墙上，也贴好了具体的分类规则。于铖浩说，此次在元培楼开展的分类标准，是根据学校总垃圾回收处垃圾分类体系、元培楼现有配套设施、已经在上海实行的适合中国垃圾处理体系的最新干湿分类标准制定出来的。

效果欠佳，无人监管

然而36楼垃圾分类的执行情况却并不理想。

吴志芳说：“虽然垃圾消分类小分队对垃圾桶进行了区分，但是贴在桶上的标识并不明显，同学们很难一下子知道自己该把什么垃圾扔到哪个桶里。”由于当初只是简单地用透明胶将标识粘到垃圾桶上，多数垃圾桶上的标识现在已经脱落。

保洁员们也和楼长探讨过这个问题，她们都觉得这个活动并没有达到开始时构想的目的，垃圾桶里的垃圾仍然混在一起，没有明显的改善，同学们好像也并没有特别注意分类倾倒垃圾。

其实，执行情况未达预期效果并不是同学们不配合。

住在2楼的元培学院2013级本科生孙曦晗认为，尽管在分类活动开始之前，小分队来到宿舍刷楼，但是宣传过后他对垃圾分类的概念仍然比较模糊，且真正要做到垃圾分类并不简单。

“首先，我们自己在寝室就只有一个垃圾桶，平时所有垃圾都混在一起，到了盥洗室自然一股脑儿倒进大垃圾桶里；第二，贴在垃圾桶上的标识不明显，不仔细看确实看不出来该如何分类；第三，在自己倒垃圾的时候看到垃圾桶里的垃圾已经是混着的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分类倾倒了。”孙曦晗说道。

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没了心情去注意，到底该如何分类倾倒垃圾，这个活动的成果自然也就不理想。

“垃圾分类小分队”也并非没有后续工作。庄秋玲表示，回访36楼各寝室，了解该项目的进展和同学们的建议，对此项目进行改进和完善是他们下一阶段的工作。

庄秋玲说，他们计划每个月做一次活动评估，并曾在策划里预测过两种结果。

“目前，同学们大多将垃圾袋装在寝室，各类合一袋，不愿意到达垃圾桶再分类，所以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试点才能做进一步地推广工作。”庄秋玲坦言“并且考虑每个楼的情况会不一样，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尚存难度。”

放眼校园，分类前景

因此，“垃圾分类小分队”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校园垃圾分类缺失的局面。

2012年9月20日北京市教委、市财政局和市市政市容委共同启动了“在京87所高校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项目。项目要求2012年底前，全市达到一定规模并具备就地处理条件的高校，要基本建成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施设备。

在北大，这项工作被未被有效地推行——北京大学绿环环卫部负责人蔡瑞祥坦言，垃圾分类确实存在一定困难。

“一是北大空间狭小，没有条件建设包括主体站房及预分选、除臭除尘、冲洗、称重计量、120升绿色专业收集容器等配套设施在内，占地200平米左右的一整套设备。

二是学校每天产生垃圾体积巨大。对于超过20立方米的垃圾，学校无法在不干扰同学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提供专门地点进行分拣。

三是学校人员流动性大，素质参差不齐，垃圾分类意识较为缺乏。”因此，即使校园中多处设立分类垃圾桶，垃圾仍被混弃。

但这并不意味着，垃圾完全没有被分类回收。

燕东园、燕南园、中关园家属区等地的居委会会组织相关人员或积极居民，定期进行小规模垃圾分类。将可回收物品，如饮料瓶、塑料制品、纸张等送至校外废品收购站，剩余的不可回收品再送至“垃圾中转站”处理。

另外据记者观察，学校的环卫工人在保洁路面、清理路边垃圾桶的时候，会特别把可以回收的物品单独收集。一位刘姓清洁工说道：“会把这些东西（如饮料瓶等可回收物品）卖到废品收购站。剩下的东西再倒到44楼附近的垃圾房。”

并且，活跃在校园里的拾荒者也会带走很大一部分可回收品。因此，最终被收集在44楼侧垃圾房的垃圾其实已经不剩多少可利用部分。

对于像“垃圾分类小分队”这类学生活动的效果，蔡瑞祥坦言：“学校现在没有条件进行垃圾分类。除非他们能自己处理垃圾，否则也将被统一送至垃圾房集中。”

“活动刚刚开始，一切条件还不成熟”，“垃圾分类小分队”却有更长远的打算：“活动打算先在36楼试点几个月，查找漏洞、不断改进，最后推广到全校。

“延毕”，不一样的大五

原文刊发于北京大学团委机关报《北大青年》 20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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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学分修不完了怎么破！”

“大不了延毕嘛！”

对很多同学来说，“延毕”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部分北大同学甚至正在经历“延毕”。但延毕到底是什么，延毕有哪些类型，哪些人可以延毕却很少有人说得清。

“延期毕业”大有文章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小新（化名）最近很郁闷。

因为大四下学期有专业课挂科，他不得不选择了“延期毕业”，开始了第五年本科生活。延期的一年里，他没有校园卡，没有学校分配的宿舍，修课需要按学分付费，总之，一切都变得不方便了。

元培学院2010级本科生路纤（化名）也申请了延长学习年限。她的第五年本科生活，与小新截然不同。无论是吃的食堂、住的宿舍，还是5000一年的学费，都跟以前一样。

同样是延毕，为何有这么大的不同？

“延毕”并不是官方词汇，在《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细则》中找不到“延期毕业”的相关规定，它只是同学们的习惯用法。大家习惯把“没有在四年内毕业”统称为“延毕”，但其实“延毕”大有文章。

在学校和各院系的相关规定中，涉及“不在四年内毕业”的，有三种情况。分别是“结业”、“特殊人群特殊政策”以及元培学院的“弹性学制”。不同的情况下，针对“同学是否享受北大学生待遇”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规定。

《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细则》第三十条规定，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因个别课程或实践环节考核等不合格而未达到毕业要求，但取得的学分数达到教学计划规定总学分数90％（含）以上者，予以结业，颁发结业证书。其中，因未达到毕业要求，但个别不合格课程或实践环节未重新学习者，先发给结业证书离校。结业后可在一年内以旁听方式继续完成学业。

小新就属于这类情况。严格来讲，他的经历并不属于“延期毕业”，而是“结业”。

“结业”之后，该同学不再享受北大学生待遇。2010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教务杨泉（未名IDhetalia）曾在BBS上解释道“这多余的1年，没有宿舍，没有学籍，修课要500元一个学分。”

“延毕”的第二种类型，是针对特殊人群的特殊政策。《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细则》第五条规定，体育特长生、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留学生的在校学习年限在专业学制基础上可延长两年。这类同学延期毕业同样享受北大学生待遇。

而马一涵，则属于第三种，也是今天重点讨论的一种——“元培弹性学制”。“元培计划实验班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3-6年内毕业。”元培学院党委副书记丁夕友说。元培学院的同学可以根据个人的学习情况，申请延期毕业一年或两年。在此期间，同学享受北大学生待遇。

弹性学制下的延毕生

元培学院同学的“延毕”，往往并不是因为个人因素，而是源于学院的特点和学科设置，这与其他两类十分不同。

在元培学院，大一新生入学后，会首先选择一到两个专业方向进行学习。大二之后，再根据个人的兴趣、能力，最终确定一个专业方向。因此，“元培学院的学生在选课范围及建构知识体系方面具有更高的自主性”，丁夕友介绍说。这种高自主性成为延毕的潜在影响因素。

据丁夕友介绍，在未能按学制毕业的学生中，一部分是由于专业变化，学制规定年限内未能完成毕业学分造成的，类似于其他学院“降级转系”。还有一部分学生则是因为涉及跨学科领域学习，需根据构建知识结构的需要，同时学习不同专业课程，导致学习时间的延长。

他回忆说：“元培计划委员会一名2002级本科生周岩就曾因学习跨专业学科六年毕业。五年中，这名本科生涉及了四个不同专业，先后完成了物理、化学两个专业全部课程和数学、生物的专业骨干课程的学习。毕业后，该同学选择到麻省理工大学物理化学专业继续深造。”

“元培学院向来鼓励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学生利用元培学院作为教育教学改革试点的良好机会，在导师的辅导下合理规划课程、进行学习，日后进行科研活动才能‘厚积薄发’。”丁夕友副书记表示。

对于“延毕”的资格取得，元培学院进行了严格的管理。

2011级智能方向的石凡同学今年申请了延毕，由于换专业较晚外，他还想做的机器人学科需要跨智能、计算机和工学院三个学科选课。

像他这种为形成其他类型跨学科的知识结构而申请延毕的学生，除了需提交未来的课程学习计划，还需经过至少两名相关学科的元培导师审核并予以推荐。

根据《关于元培学院学生学习年限的学籍管理规定》，限于学校的住宿资源限制，批准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总数，不超过该年级学生人数的10%，即最多不超过20人。

而因选修双学位/辅修课程或出国交流选课较少影响教学计划按时完成，以及申请时不及格课程达到15学分及以上者，不得申请延毕。这条规定不仅适用于元培，也适用于学校其他院系。

后“延毕”时代

已经领取结业证书的小新,目前仍时常出现在燕园中。

“要重修那门挂掉的课。”小新说。

修完了这门课，小新就可以用手中的结业证书去换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北大本科毕业生。在“延毕”的一年里，小新不能再随意去食堂打饭、去图书馆借书，不能跟舍友夜聊、联机打游戏，总之，生活上有些不便。

延毕申请获得通过后，马一涵开始规划自己的延毕生活。她对政治和哲学的交叉方向感兴趣，希望可以在多出的一年里，多读书，多听课，多思考，让第五年充实而有收获。

对于“延毕”，不同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马一涵同学觉得，延长学习年限给自己带来了有益的影响。在她眼里，延长毕业年限给了她足够的时间为跨学科的学习做准备，虽然时间长了一点，但是她并不在乎。

还有的同学，看到了延毕的另一种价值——如果觉得毕业当年就业市场不好，或者学校不好申，就会选择留几门课延长一个学期再上，这就是所谓的“策略性延毕”。

但更多的人对延毕持消极态度。

元培学院2010级本科生路纤（化名）同学做出延毕的选择时，听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有人说都想早点毕业你为何赖着不走，甚至还有一些冷嘲热讽。”路纤的导师也认为延毕完全没有必要，应该赶紧进入实验室做研究。

“总觉得延毕不是件好事，别人可能感觉是你学习能力不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说。她曾经想故意剩几个学分，延毕一年，但最后迫于他人眼光而放弃。“爸妈也认为是你的问题，毕业都毕业不了。”

而正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的本科生何一帆接受采访时说，“在港大，大家都觉得延期毕业很正常。”延毕不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个人选择。

“这是观念的问题。” 采访的最后，何一帆总结说。

再见 草坪

原文刊发于北京大学团委机关报《北大青年》 20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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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23：15，手机上的实时气温显示着10摄氏度的字样。

舞台下，1998级的校友叫回在一旁蹦蹦跳跳的小女儿，“强行”把手中抱了许久的粉色小外套给她一只胳膊、一只胳膊地穿上；1988级的校友则两次返回车上，先取了薄夹克，后来干脆穿上了抓绒外套。

舞台上，三四十岁的老北大人，在极具现代色彩的炫目灯光下，在打扮时髦的电子乐队乐手的伴奏下，忘情地唱着上世纪流传在园子里的歌。

后方，传来喃喃低语：“他们唱的都是以前的歌儿。但以前不是这么唱的。”

驻唱35楼

“女孩从此笑眯眯/我再不属于我自己。”

——许晓峰《红毛衣》

1986年，一位姑娘亲手为1983级英语系校友许晓峰织了一件红毛衣，而他为这位姑娘写下这首流行一时的《红毛衣》。有关歌词，许晓峰解释道，“意思是毛衣归了我，我归了她”。后来，歌中的女孩成了他夫人。

上世纪80年代，许晓峰喜欢和一群朋友在图书馆门前的草坪围坐弹唱。但那时候，可以弹琴唱歌的地方并不限于这块草坪。

1988级技术物理系校友巴特尔就常受朋友之邀，到女生楼下“驻唱”。巴特尔说，那是一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如果想到女生宿舍找一个女孩，只能站在楼下喊她的名字。

有时候，他在女生楼下自弹自唱，也有时候，他弹琴为唱歌的男生伴奏。“唱得好的时候，会有楼里的女生隔着窗户喊‘再来一个！’如果唱得不好，也有女生在窗口敲脸盆，遇上脾气急的一盆水就泼下来了。”巴特尔顿了一顿，“嘿嘿”一笑，又补充说，“当然了，也没有唱得不好的时候。”

巴特尔承认，大一的时候开始学吉他，有一部分想追女孩的原因，但他主动讲起的倒是他朋友的故事。“我估计他可能是爱上了35楼一个女孩。每天晚上9点来钟下了晚自习，就拎着吉他到35楼门口唱歌。后来追没追到我就不知道了。”

虽然唱歌不能解决所有“草坪歌手”的“个人问题”，但做一个歌手还有出人意料的“福利”。1985级东语系校友池永强挥着大手说，“虽然说打饭从来不排队，那是黑社会。但是有时候我就能打饭不排队啊！”

合唱团男低音出身的池永强是“草坪”上的主唱，他在学校里认识不少人，更被许多人认识。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有排在前排的同学认出他，说，“嘿大池！来这儿排来这儿排！”这时候，池永强就端着饭盆走到队伍前端，不管是不是真与这位同学熟识，也咧开嘴一笑，拍拍他肩膀，“谢谢你哥们儿！”——就这么认识了。

骄子与弃儿

“名牌大学有味道那个水平真不低/教授学者先进集体分房有问题/文凭就是一张纸它给我也给你/大学毕业六十五我养不了自己。”

——池永强《摇摇滚滚的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校园广播站里没完没了地播着台湾、欧美地区的民谣、摇滚，披头士、卡朋特、罗大佑也在校园中悄悄流行。池永强回忆说，改革开放后，是他印象中最前卫、最自由的一段时期，几乎与世界完全接轨，“国外音乐流行什么，我们就唱什么。”

那段时间，却也是校园围墙受社会思想冲击最为剧烈的时期。社会上，无论何种工作，下海经商的都大有人在；而北大校园里，也不乏有人不惜辍学，要到社会上捞一桶金。“他们每个人回来都西装笔挺，向你递上一张名片。但我们的专业要5年才毕业。”当时，池永强拿着每月六十块的生活费算计着，如果到中关村工作，每月起码能赚到四、五百元；而同期，公务员的津贴加上补助也不过一百来块，“吃饭，买东西，那时候消费品还特别贵。一套好的西服也要几千。”池永强说。

商业思潮的冲击和对未来的迷茫叠加出的躁动，在封闭的校园里弥散、发酵。

“有人写诗，有人写小说，有人写歌儿，这就是一种表达。”许晓峰说，当他背起攒了很久钱买到的吉他，拿着它挣钱，拿着它找姑娘，拿着它在草坪上自由地歌唱时，仿佛所有青春期的烦恼都得到了解决。1991级社会学系校友许秋汉也说，“青春时期内分泌旺盛，有什么东西愿意表达，现在再有些什么可能就不会落实到行动上了。”

盛夏的夜晚，这些北大的歌手坐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眼界却未局限于校园的围墙。他们唱着“跌跌撞撞”的民谣，直抒胸臆。

当许秋汉看到面临毕业的北大学生要为留在北京交“增容费”时，他感到不解与愤怒，“只有垃圾才交增容费啊！”书生意气下，许秋汉挥笔写就《长铗》。一时间，“长铗，归来乎/士可杀，不可辱/从今后对酒当歌/乐得逍遥回故乡”在校园里被传唱开来。

而今天为更多人熟知的《未名湖是个海洋》，则远不如《长铗》豪气。当时，许秋汉读到一篇名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的文章，又有感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奋斗和失望的矛盾，故作下此曲。

“九十年代，北大的诗歌就开始衰落了。”许秋汉说。

青春，再会！

“如果错过你是我的过错/人生一错再错/今夜何妨将错就错。”

——巴特尔《错过》

在草坪音乐节上首发的新歌《错过》，是一首由88级校友共同填词、巴特尔作曲的歌曲。“多年失去联系的同学，忽然在微信群上炸开了。你一嘴我一嘴地聊这些年错过的事。”巴特尔说。

大学时代，一周几次的聚会，晚自习后抱着吉他坐在草坪上，几波儿不同的人相互“茬歌儿”比赛……池永强说，当时在学校里弹琴唱歌，也被长辈们看作“小流氓”“不务正业”，但在同龄人中却很受欢迎；许秋汉说，他在大学时候学会了抽烟，“夏天虫子多，在草坪上唱歌儿之前得点一根儿烟熏蚊子。”

现在的许秋汉已经和过去那个留着长头发，穿着飞车党黑皮夹克唱歌的青年判若两人。他戴一个细边金属框眼镜，剪着寸头，头发短得可以看见头皮。穿普通的暗色T恤和卡其色裤子，踩一双男士凉鞋，背双肩包。若不是又拎了一个吉他，他完全符合一个青少年科普杂志主编的“正面”形象。许秋汉说，他自1998年后就不再创作音乐了。“我那时候就不想做歌星，觉得没意思，现在的生活更符合我选择的道路。”

这些年来，“草坪歌手”中，有人还在继续音乐之路，有人则早已告别吉他。

回顾学生时代，许晓峰把那时候的“草坪”视为一种象征，“80年代的那个草坪是青涩的，但更是自由、宽广，代表着希望的。”他说，80年代，校园音乐和社会音乐截然分开，“校园音乐一听就是学生写的歌”。但现在，校园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校园音乐逐渐失去了它应有诗性和灵魂。这种“灵魂”，被许晓峰理解为创作目的的纯净性，“是一种真诚”，他说道，“音乐还是写自己的事儿”。

然而，上一辈的“草坪歌手”与“草坪听歌人”，已经与北大渐行渐远。

采访中，池永强说起2002级新闻与传播学院校友邵夷贝时，还条分缕析地称赞她：“能扣准社会年轻人的脉动。仍然有宽阔的视野和关怀，但比我们更尖锐，也更有个性。”但聊起近两年北大十佳歌手的时候，池永强则摇摇头，往后靠上沙发背，“没太关注了”。

草坪音乐节上，一位1988级地球物理系的校友兴致勃勃地说起，大学时候，他们不但会去广播站花5毛钱，翻录一盘这些校园歌手的磁带，周末还常特意去许晓峰开在西门外的咖啡厅听他们唱歌。

而现在，尽管很多校友也常回北大参加各种活动，或工作单位距北大不超过一公里，但校园里流行的原创歌曲是什么，他们已经不知道了。

台湾人，他信仰马克思

原文刊发于北京大学团委机关报《北大青年》201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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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不瘦、不帅，除了讲话带台湾腔，张立齐和偶像剧里的台湾男演员没有一丝一毫相像。他往往头上压一顶黑色呢面工人帽，穿一件到膝盖的黑色呢子大衣，下面露出裤腿很肥的一截浅卡其色单裤，不起眼地走在学校里。

张立齐却极容易被人记住，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但是他信奉马克思主义。若问起他的政见，他会说，“你听我讲，还不如自己去看‘毛语录’。”他甚至曾经和人开玩笑，说如果台湾和大陆开战，他一定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认识这么多台湾人，没见过像他这样的。”有人在认识他仅仅两小时后，这样评价说。他的台湾朋友也做出了类似的评价，说张立齐是“百年一遇的大奇葩”。

“自由”的大陆

张立齐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族群和边疆问题。

大多数台湾人到大陆求学，一时间都很难自然地将台湾视作中国的一个省份。在他们看来，对待台湾与大陆的问题，就像考虑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同样是从台湾来大陆攻读博士学位的许晋铭就是如此。“晋铭来大陆的头一年一直陷在这种挣扎中。虽然他现在可以勉强接受这种看法，但谈到台湾是否属于中国时，他肯定还会保持中立。”张立齐说。

但张立齐却从来没有这种困扰。“某种程度上，我是‘极统派’，承认中共领导的中央政府，恨不得明天海峡两岸就统一。”他不同意一些老师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和前景规划，认为这种想法“软”。张立齐觉得，大陆在与台湾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也不能放弃政治方面的努力——“台湾和大陆早晚要统一”。

他喜欢就意见分歧与老师展开讨论。他说这种争论往往能带给他新的想法，提升他看待问题的水平和层次。“讨论中往往是老师用更充实的理论和材料说服我。他们能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上看待问题，把各个地方联系起来看，而不是纠结于一场摩擦或一个事件。”

他举例道，日前发生的香港占中学生被拒绝清明入境扫墓事件，如果站在中央政策的角度考虑，就没那么“不近人情”了。这样的学生有想法、有影响力，没有谁能预判、敢担保他们在大陆除了扫墓，还会做出什么事。

有关大陆和台湾的争论还让张立齐得以从幽默一下板起脸，信誓旦旦地说，“大陆比台湾更自由”。

在台湾，尽管解严已近30年，但国民党持续40年反共宣传的影响仍在继续。况且，如张立齐所言，台湾很小，思想较大陆也更加集中，而他是台湾的0.01%。

于是，像他这样的0.01%，别说信仰，哪怕只是主动接触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也会被其他人扣上“共匪”、“叛国贼”、“红卫兵”的帽子。对此，许晋铭就评价说：“即使在今天，立齐同学的信仰，也是十分具有争议的。大多数台湾人对他的做法，可能都还有些反感。”

不过张立齐不在乎。“反正在这个圈子里，不是被民进党的支持者骂就是被国民党的支持者骂。既然都会被骂，也就无所谓谁来骂和骂什么了。”他说。

“撕裂”的台湾

“你能体会数学老师用你听不懂的话上课的感觉吗？”“感觉一下子被赶到墙角。”“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感觉，诶，他们好像不欢迎我喔。”“那时候甚至有点自闭。”张立齐连着一串排比，讲述他中学时的经历。

2000年，被视为台独支持者的民进党人、前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台湾实现政党轮替。民进党主张，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或者说台湾本省人决定。而判断是否台湾本省人的一个标准，即是否是闽南人、讲闽南话。

那时，正上中学的张立齐忽然发现，学校里的一些老师开始用他听不懂、也不会讲的闽南语上课；大部分同学间，也开始用闽南语聊天，他的交际圈一下缩小，“只能和班里3、4个不会讲闽南话的同学玩”。

中学毕业后，张立齐进入闽南人占绝大多数的台湾台南大学。此时，他不得不开始学习闽南话。但“混进”闽南人圈子之后的张立齐，发现这里弥漫着严重的台湾“本省”意识和族群意识——他们排斥、鄙视外省人。于是他不理解，“我也是台湾本省人啊，为什么这样说我？”

但今天，回看早年间因为语言不通形成的与闽南人之间的隔阂，张立齐更愿意把它视为一种“正常而强烈”的族群意识的体现——尽管他对此持否定态度，并认为族群分化必然会“撕裂社会”。这种纷争，也让张立齐愈发向往大陆施行的民主集中制，愈发信仰共产主义理论和在中国大陆的实践。

在台湾的时候，政府有一套针对张立齐家附近的农地的开发案。如果顺利，在此兴建的新工厂可以解决4000多个劳工的就业问题。但由于台湾土地私有，农地的300户土地拥有者中，有10来户居民通过发动街头政治抗争的方式，抵制了政府的收购。

张立齐遗憾于4000人就业机会的丧失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受阻，“因为少数农民和打着‘民主政治’旗号的‘街头民主’打了水漂。”他想，在大陆，权力集中的政府或许能有更全面的视角，做出有利于地区整体发展的决策。

“30症候群”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台湾。张立齐半工半读的奇美电子公司，一下停掉五分之三的生产线，几千名工程师就此失业。

张立齐并不在被裁员之列，但同事的突然离去却让他第一次产生了对社会的疑问：“大家都是早八点做到晚八点，那些被裁掉的人也一直都在很认真地工作。为什么他们会突然失业？”这之后，他的注意力就从单纯埋头于程序，转向“法政”问题。他辞职，考入金门大学大陆暨国际事务学系。

金门大学大陆国际事务学系致力于培养国际政经与大陆事务专业知识兼具之人才。之所以选择研究大陆事务，一方面是因为张立齐对马克思学说早有接触。另一方面，大陆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让张立齐吃惊。他说，在台湾关停产线还不到半年，奇美公司就在大陆新增设了工厂。

这些年来，张立齐说自己永远处于追逐的状态：不懂人受社会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于是放弃高薪的工程师职位转向法律、政治专业；在研究生阶段发现了中国高层间“独特的”交往模式，于是学会了喝酒和酒桌上谈事；专业研究中发现经济政治难舍难分的关系，于是特意拿出时间去旁听光华的课程……

但现在，1986年生人的他即将步入30岁的门槛。他也有困惑。刚过了愚人节，他就在大半夜发朋友圈说：“人生的春天已过，30岁症候群……”配图是自己推着单车，载着公文包，在五道口高楼大厦前的一个背影。

被时间强行变为“大人”，什么都没搞定的挫败与被迫接受现实的无奈，裹挟着30来岁的人跌跌撞撞地向前。张立齐也说起自己以前的同学，谁谁谁做工程师已经赚了多少钱，谁谁谁已经结婚生子——而自己还是一个博士加单身。

但他还不能安定，他又将离开北京。今年8月份，他就准备动身，骑车去内蒙古。

张立齐加入了北京大学第十七届研究生支教团，今年暑假结束后，将赴内蒙古支教一年。他觉得中国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被解决，尤其在边疆和民族聚集区，“我觉得只有到基层，才能看到地方真实的面貌。办法也是脚走出来的”。